世界简史:女子体育运动,改变地位的因素,媒

 新闻资讯     |      2020-01-04 18:28

进入20世纪,伴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参与体育运动。随着20世纪接近尾声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妇女在社会、政治和体育方面持续而不完全的进步历史影响女运动员地位改变和她们在各种比赛中纯收入的因素,其实也是普遍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什么呢?小编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

它们包括:妇女在非家庭经济中越来越大的贡献,由于政治进步和革命造成的较先进的社会价值观使妇女获得解放和公民权。女子体育从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妇女或她们的无产阶级姐妹单独比赛的运动形式,发展到高收入的职业运动员和媒体炒作的世界记录保持者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们为争取运动员资格经受了许多考验和磨难。和男子体育一样,女子体育的进步也反映在现代奥运会的发展上与男子体育在奥运会上的发展不同,女子体育的进步是逐渐取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跟顾拜旦的观点有关。顾拜旦坚持认为,妇女只能在非公开场合开展任何她们所喜欢的体育活动,因此他力图将女性拒之于奥运会门外。

不过,他的这种努力很快就失败了。早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妇女就参加遥控飞机厂家了高尔夫球和网球比赛。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她们又参加了游泳和跳台跳水比赛,尽管当时那些顽强反对男子观看女子比赛的人提出了抗议。美国女游泳运动员未能参赛,因为美国运动员联合会也持有上述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全国性的妇女体育组织,部分原因是基于战争期间妇女所作出的经济贡献。这些群体模仿1914年前存在的工人阶级组织,为那些仍被奥运会或其他世界大赛拒之于门外的女运动员提供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途径。

为了将这类组织的成员集合在一起,1923年摩纳哥首次举办了世界妇女娱乐赛,并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由欧洲妇女参加的田径、游泳和篮球赛。随着社会上进步的组织和妇女体育组织要求奥林匹克给妇女一席之地的呼声越来越高,高高在上的奥委会成员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并将击剑这种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妻女意愿的体育项目引入1924年巴黎奥运会,这当然不能使女权主义体育组织完全满意,这些组织鼓动妇女参加更平民化的田径比赛。最终,她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了诸如控制了国际田径界的国际业余运动员联盟这类有影响的大组织承认妇女的组织,并促使他们劝说奥委会也这样做。

这样,基础广泛的女子体育(包括体操和田径)才得以纳入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妇女们的努力终于达到顶峰,并获得了正式的奥运会参赛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极权社会中,女子体育具有舆论宣传上的重要性。这类政权关心的是制造国内国际消费假象。意大利法西斯强调妇女是种族的繁行者,不愿意让妇女公开参加体育活动,以防止妇女参赛将危及这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社会急务。极端保守的教会势力又推波助澜,甚至宣称女子参与体育运动近乎于放荡。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国家社会主义”对妇女另有安排,即通过她们推行植根于德国人生理特征的雅利安主义。

纳粹对雅利安主义的痴迷达到令人捧腹的地步。德国官员夜里把德国妇女送入奥运村陪伴北欧运动员,希望他们能传播雅利安人优良的生理特征。从两次大战的间隔期直至冷战结束前,苏联阵营口头上讲公民平等,但在体育联盟中却偏向男子,只有在出于宣传需要的情况下,才给予苏联女运动员单个或集体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导致这种结构的经济原因是男女都外出工作,而只有妇女承担生儿育女的义务。无可回避的结论是:如同它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一样,左的或右的极权政治都利用妇女参加体育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决定了女子体育在欧洲极权社会中的地位,而文化习俗和媒体的结合决定了女子体育在欧洲和北美民主社会中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美国广告重塑了妇女形象及其社会作用,表明妇女不仅是家庭秩序的象征,而且也是独立的人一生理上有男子气、同男性一样参与了“爵士时代”生活的人。虽然这反映了社会上特别是男性对女性角色看法的转变,但女子体育仍受到限制。事实上,女子被严禁参加任何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比赛。大学间的体育比赛改变了20世纪美国的体育运动,但在两次大战间隔期,妇女无权参与这类活动。“游戏”和“电报运动会”是妇女喜欢的比赛形式:前者近似于自发的校园聚会,以其他社会活动为背景展开比赛;后者指女运动员单独记录下她们获得最好成绩的次数,然后通过电报和其他学校的比赛者交流。

普遍的看法仍然是妇女不应该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以防“忘乎所以”。即使1928年奥运会上引入了女子田径比赛,国际业余运动员联合会妇女委员会还是请求奥委会放弃这种公开比赛的“危险试验”。此外,绝大多数美国妇女在两次大战间隔期未能接受大学教育。她们以产业工人联盟的形式参加由企业家组织的体育运动。一些企业家利用女子体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工人从体育活动中获益自然对雇主有利;一个优胜队的资助者自然会在地区或全国出名等等。产业工人联盟的各种体育运动在美国中西部尤为成功。媒体在女子体育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也不为过。

两次大战间隔期,几个意志坚定、身体强壮且特别上照的女子,经过流行报纸的吹捧,成了体育界和投机界的名人。游泳运动员格特鲁德·埃德勒、女飞行家阿米利亚·埃尔哈特和网球选手海伦威尔斯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她们所从事的是非常独特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她们吸遥控飞机招商引公众不仅在于她们大胆埃德勒游过英吉利海峡,埃尔哈特独自飞越大西洋,威尔斯赢得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网球赛一还在于她们有着坚实的中产阶级背景、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美丽的容颜。20世纪20年代法国网球手苏珊娜·朗格朗是这种现象的代表。

除了参加一项难度很大的比赛,朗格朗还善于用至少其后50年内被男性运动员认为不宜的情感和滑稽行为来吸引记者和观众。她的公开形象既是自我设计的结果,也是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严重夸大的结果。由于媒体对这种形象的传播,千万公众心目中的女运动员首先是妇女,其次才是运动员。直到这个世纪后期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后,上述评价才有所改变,人们才开始为纯体育的原因尊重像网球明星马丁纳·纳夫拉蒂洛娃这样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