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仅仅3周,我从常春藤大学退学了

 新闻资讯     |      2020-01-04 14:47

2019年12月15日,《赫芬顿邮报》中刊载了一篇华裔女生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为什么开学仅仅3周,我就从常春藤大学退学了》的自述里,作者Lu Jenny在10多年前跟妈妈和哥哥一起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从幼儿园到12年级,课本和作业就是我的一切,我一直努力于成为最好的学生,老师们夸奖我异常聪明,我在300个学生中排名第4,是学校里最大的社区服务的主席,SAT的成绩非常棒。”

这就是中国人对成功的定义。因此,去年12月我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时,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没有人知道我对即将到来的秋天的恐惧感,我有很多失眠之夜,跟我的同学们一样,只是因为考试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压力。某些时刻,我甚至嫉妒那些非亚裔的同学,因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宽容。”

“接到通知书后,表面上我遥控飞机厂家跟别人一起庆祝,但内心里我深深地知道,我只是走在了期望值指定的道路上。我遵循的是父母所定义的成功之路,而不确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当我第一次参加SAT考试的成绩低于预期时,家里给我报了强化课程。在我的家庭朋友和一般的中国家庭中,聘用私教是很普遍的,不仅是为SAT考试,还为作业、论文写作、大学面试准备以及所有其他可以帮助孩子取得进步的事情。”

“真正身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宿舍、课堂和校园时,我真心感受到这里不适合我。在上课的头几天,当我经过食堂、娱乐场所、甚至费城时,我都也无法想象自己待在那里,更不用说接下来的4年了。因为精神状态一直很低落,我决定在大学的学术顾问的帮助下离开学校。

顾问支持了我,并给了我勇气告诉我母亲真相。我们三个人开会时,多年来,我和妈妈第一次交流了我们的感受。我告诉妈妈,我不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感到高兴或满足,我需要摆脱学术压力。而她告诉我,作为移民,她强迫我继续走的这条道路是她唯一知道的一条路,而且她只想为我争取最好的路。在顾问的帮助下,妈妈后来同意了我的选择。虽然我让她失望了,但有了她的支持,我能做到即使受到挫折也能继续前行。”

“待在家里的那几周,我一直在做志愿服务,与我爱的人共度时光,并对我想去的地方和想做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重新评估。我现在知道,我并不想成为什么,我也不想做。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感到极端的紧迫感,要求它全部解决。”

“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梦想。我将在明年春季或秋季再次申请大学,但这次会有所不同。也许那不会是我的家庭认定的一所最好的学校,但我知道我将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毕业,并让我的家庭感到自豪。”

文章的最后,Jenny写下:“我知道我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只有18岁。我有足够的时间。”

Lu Jenny的自述看起来非常的熟悉,里面提到的现象和心态,不仅仅在海外的华裔家庭里存在,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中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在教育传播中,只要标题有藤校、精英、学霸、神童等字样,传播率就会高十倍百倍。这种“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成功论,从历史一直背负到了今天。

本来,通识教育或者全面教育应该提供的是开阔心灵、启迪智慧、丰富心灵的经验,而3年或者4年的美国常春藤大学、英国G5、中国的北大和清华既不能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不可能是教育的终端。

有一个在英国读过MBA的好友总结过,高昂的学费和一年的宝贵时间,她就学到了一个词:Change(变化)。但将近20年过去了,她按照这个词来对待生活中遭遇的所有的一切,受益匪浅。现在,变化,毫无疑问给教育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也是技术进步以及社会飞速发展的压力。

《AQ比IQ更重要吗?》一文的作者赛博·穆雷(Seb Murray)援引哈佛商学院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的观点,“正是因为工作场所变化的惊人速度,现在使得AQ比IQ更有价值。”

“自从科技重新定义工作方式以来,就业市场上获取成功所需要的技能也在不断变化,智商(IQ)和情商(EQ)曾经被认为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今天,还需加入适应性商(Adaptability quotient, AQ),AQ是一组主观的素质,大致定义为在快速、频繁变化的环境中灵活应变和蓬勃发展的能力。”

在TED上做过关于AQ演讲的娜塔莉·弗拉托(NatalieFratto)是高盛集团驻纽约的副总裁,她的观点是,“智商是获得一份工作的最低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性商则是获得成功的途径。”

“AQ不仅是吸收新信息的能力,而且是找出相关问题、摒弃过时知识、克服挑战和有意识地做出改变的能力。AQ还包括灵活性、好奇心、勇气、应变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提问“如果……会怎样”的问题,来描绘未来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能够忘掉过时信息来挑战假设;如果他们乐于探索或寻找新的经验。

最早提出AQ概念的是Amin Toufan,在TED以及奇点2018、2019的全球峰会上,Amin不断强调:“应对变化的能力已成为成功的最强预测指标。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AQ中的好奇心和思考更有效地合作,建立与他人协作的关系等等,适应性商就像一整套工具一样,能在各方面提供支持。”

高中生Max回家,正在准备明天上午10点的AEI。这是2035年,而10年前,AEI开始被普遍用于替代SAT。AEI是一系列Qs,包括适应性商(AQ)、情商(EQ)和智商(IQ),而AQ在AEI中的权重最大。如果AQ得分高,公司会签一个3年的雇佣合同,以及每6个月的强化培训;而如果AQ低,Max也许只能拿到短期合同,没有任何再培训支持。

当然,不用等到2025年,目前相信AQ作用的公司已经大有人在。穆雷的文章里报道了英国技术咨询公司Envisioners的CEO大卫·科普林(Dave Coplin),他表示,“任何涉及在数据中发现模式的工作,都很容易实现自动化。例如律师审阅法律文件或医生诊断病人,因为算法能比人类更快、更准确地完成任务。如果算法可以完成以前30%的任务,那么该如何利用这些剩余的能力呢?赢家是那些选择做算法不能完成事情的人。”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英国的人力资本咨询公司负责人威尔·高斯林(Will Gosling)表示,“目前还没有像智商测试那样准确衡量适应性的方法,但企业已意识到AQ的价值,并正在改变招聘流程,以识别可能在IT领域有能力处于较高职位的人。”

从银行业到艺术界,每个职业都需要适应性和灵活性。假设你是一名会计。智商让你通过考试获得资格,情商帮助你通过面试官获得工作,并与客户和同事建立关系,而当系统更改或工作的某些方面实现自动化时,你需要适应性商来适应这种创新,并适应执行新的角色。这三种商数是互补的,它们都能帮助你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理想的候选人应同时具备这三点。

离开研究和推广层面,关于AQ的概念和标准其实在英式教育里已经初见端倪。当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校长说在寻找有好奇心的孩子,当私立学校委员会以私立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合格的一流大学的后备军,而是赋予每个学生自信和技能,以求在瞬息万变的的世界里占有一些之地时,也都从另一个角度提醒现在的教育,到底在为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培养着什么样的这一代和下一代。

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新共和》双周刊撰文《不要把你的孩子送进常春藤联盟》中写到:

“投资回报率”是当今人们谈论大学时经常听到的短语。似乎没有人要问 “回报”应该是什么。只是赚更多的钱吗?教育的唯一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找到工作吗?简而言之,大学是为了什么?

著有《跨文化间的断层》一书的王子孚博士曾写下《细说“爬藤”竞争如何阻碍华人子女未来的发展》一文。他认为,“海外华人社区热衷于‘爬藤’的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美国现有的系统下,从名校毕业就意味着可以快速地进入精英阶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日后的生活有了保证,衣食无忧。

如果人生的目标仅仅是衣食无忧,则海外华人大部分都已达到目的。但华裔偏偏又是来自一个只争朝夕并且有着强烈进取心的民族。华人父母望子成龙,期盼出人头地。然而现实是,众多名校毕业的华人在职场中却深感怀才不遇,难以冲破那无形的玻璃天花板。”

究其原因,“华人乐此不疲的‘爬藤’文化对此现象有着不可推卸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加深了海外华人的困境。首先在客观上,‘爬藤’文化导致华人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无暇顾及在社会中成功所需的重要能力。其次,‘爬藤’文化严重误导了华人子女的人生观。华人父母无形中在子女的头脑里刻下了这样一个烙印,即获得好成绩而进入名校是把握未来人生发展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未来成功最重要的东西,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子女进入名校后,他们的父母也往往被华人社区认为是成功的父母。”

“职场中的晋升以及在社会上成功所需的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沟通能力’。也就是说,离开校园后如果想要在职场上不断进步以及在人生中不断前进,那么和人打交道所需的沟通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是因为文化的原因,沟通交流能力本来就已经是华裔亟需改善的一个弱项,正因此,我们常常自嘲在职场中华人其实是‘哑裔’。”

“美国犹太裔的经历告诉我们,弱势的少数族裔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华人父母把子女能否进入名校视为其子女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其实是把父母所肩负的子女教育的重担简单化和片面化了。

家庭教育应注重子女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如此才能让他们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观。正因此,仅仅有着优异的学业成绩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进名校而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是不够的,最后即使进了名校仍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观念。华人父母要让我们的后代真正意识到,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在日后比学业更重要,尤其是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能力。”

在英国体系里,对藤校的追逐,提前表现在对顶尖私立学校和遥控飞机厂家公里文法学院的狂热,不管是从2岁开始准备优质私立小学的Pre-reception,还是4+瞄准学术性的走读小学,或者7+、8+关注各个顶尖中学的生源小学(Feeder school),9岁、10岁备考各个寄宿学校的预备考,11+、13+争夺中学的一席之地,到16+都不放弃最后升入老牌私立学校的机会,就某方面而言,英国教育本来出于多样选择而设立的各个不同年龄的升学考,演变成了一些家长的战线越拉越长的无限制备考的战场。

顺应这种需求,英国某些私校和公立文法学校正在成为英式的“毛坦厂中学”,因为这正中亚裔家长只要能上G5和常春藤大学的唯一需求。双向夹击,补习和学术至上之风也开始暗流涌动。

这些毛坦厂学校和高密度集权型的亚裔家长们正在打响一场没有止境的消耗战,把教育的目标单一化到大学的入门券。但这些局中人没有想过,就像Doepke 和Zilibotti在 Love, Money Parenting里提醒的:“育儿决策是人生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社会不平等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